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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戈尔巴乔夫不赞同以失败论英雄。但从其改革事业脱离预设轨道、被动让出政治权力、个人形象从社会高度认同蜕变到被社会公众唾弃,乃至紧随其后的严重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社会事业倒退,我们很难赞同戈式的说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陷于失败,原因主要有:没能提出为全社会认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容的奋斗目标;社会肌体被人为解构,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改革急于求成、缺乏有效的实施战略。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改革,教训
在回顾总结30年改革开放经验、展望我国未来发展前景时,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了上世纪末前苏联(俄罗斯)的那场经济社会变革。不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引导、激励了中国无数有志之士的奋斗;而且因为她是大国,其经济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汲取。
一、戈尔巴乔夫是失败的改革者
米谢戈尔巴乔夫,曾于1985年至1991年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是这场变革的发动者和主要策划者。《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详细回顾了作者推动苏联改革的理念和主要活动,细致描绘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辞去苏联总统等)的来龙去脉,为我们准确把握前苏联经济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线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老人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社会危机不断积累;经济增长陷于停滞;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居民生活持续得不到改善;社会生活死气沉沉;国际声望急剧下降。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马上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具体如:建立农工综合体管理局,以强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管理;推行“放权让利”,以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推行禁酒令,以减少疾病、节约利用粮食;推动科技进步,以加速经济增长。他还广泛深入工厂、农村和学校,了解实际情况,宣传新的政策。但推行新政策遇到了阻力。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级党组织、各级官员对革新措施软磨硬抗,使改革事业出现了“肠梗阻”。于是,他把改革重点转向公开性和政治改革。所谓公开性,就是鼓励新闻媒体更多揭露社会阴暗面,以鼓动公众积极投身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则是按照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构建由议会主导的政制架构。为此,他推行议员代表选举制,修改宪法与党章、删除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相关内容。公开性和政治改革也极大地刺激了民族分裂行为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活动。由于社会力量分裂,再加上俄罗斯共和国施压,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陷于难产,迟迟不能出台。在戈氏力推原加盟共和国签订新的联盟协议、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同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别洛韦日森林签订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从而导致苏联解体。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退出政治斗争的漩涡。
戈尔巴乔夫不赞同以失败论英雄。他辩驳说:“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回忆录》第1429-1430页)。他强调指出:“我们决不是缺心眼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遭遇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回忆录》第574页)。但是,仅凭其改革事业脱离预设轨道、被动让出政治权力、个人形象从社会高度认同蜕变到被社会公众唾弃,我们便很难同意戈氏的说辞。如果将考察的视野进一步拉大,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还要为随后俄罗斯的严重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社会事业倒退承担很大的责任。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失败的,其实并没有冤枉他。正是在戈氏主政时期,公众高昂的改革热情与政府的无所作为尖锐对立,导致由挫折感引发的急躁冒进情绪在全社会持续酝酿、发酵。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为全社会日益强烈的呼声。叶利钦主政的俄罗斯采纳“休克疗法”,不过是对这种社会情绪的直接呼应罢了。由于准备不足、行动仓促,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很快便陷入了严重危机:生产严重衰退、物价飞涨、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旨在为市场经济奠定基础的“私有化”,迅速蜕变为少数人瓜分国家财富的过程。那些借助于官僚勾结,通过侵吞国家财富暴富起来的新贵阶层(新寡头),为了确保既有的经济利益,为了占有更多的国家财富,极力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渗透。他们安插和培养政治代理人,操纵媒体和舆论,甚至将支持率只有6%的叶利钦再次推上总统宝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能不休克,社会运转怎能不陷入危机呢?对于寡头们惘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围绕瓜分国家财富而激烈争斗的情形,著名的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曾作过形象的比喻:“在一个漂向瀑布的小舟上,人们正在拼命搏斗着”(乔治索罗斯著,王宇译:《开放社会》第261页)。索罗斯甚至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痛斥为强盗资本主义。
二、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
至于戈氏改革失败的原因,国内有些人归结为公开性、归结为将政治改革作为先导,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仿效中国,走经济改革先行的道路。其实,政治经济紧密相联。离开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无法推动的。从《回忆录》可以知道,正是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对改革措施的抵制,才使戈尔巴乔夫将改革重点转向了“公开性”运动和政治改革。同样,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其发端也是最高领导层变更(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华国锋等辞职)和政治路线的大幅调整。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离开了政治气候的变化,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苏联和中国存在国情上的重大差异!从《回忆录》的叙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至少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一)没能提出为全社会认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容的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着美好涵义的字眼。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些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巨大反差,是推动戈尔巴乔夫改革(乃至此前的赫鲁晓夫改革、柯西金改革)的直接动力。正像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苏联的制度架构具有双重特性,即表面上民主、本质上是权威主义:一方面,苏联拥有代议制民主的一切架构,如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三权分立、联邦制等;另一方面,在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又都包含有抵消其民主内容的平衡装置(如苏共的政治垄断、报刊检查等)。这种双重特性使在苏联推行社会改良成为可能,即在不抛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工具和手段层次的制度和规则,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公正、自由和权利。但是,两个社会阵营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对言论自由的钳制、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们将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特定的实现手段(如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同了起来。需要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做出细致的理论区分,以表明现今的改革措施不是彻底否定过去,而是对过去奋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而且还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只有如此,才能使改革事业与顽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衔接,从而获得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的理解和支持,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运动开路,试图通过揭露社会阴暗面发动公众参与改革。殊不知,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和**的领导密不可分,揭露社会阴暗面很快就转化为彻底否定苏联**、彻底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因为大量引入、借用长期被斥为“修正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而被公众直观地认为是转向资本主义。这样,由于改革“新思维”与传统意识形态脱节,深受正统意识形态影响的普通党员和社会大众逐渐离开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各级官员和企业经理则抓紧时间寻找后路,以确保在“社会主义大船”沉没之前跳上救生舢板;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派人士则突破了戈尔巴乔夫的底线,明确要推翻**的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不能把广大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不能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带领人们为实现改革的美好前景而奋斗;更不可能引导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做出暂时的、局部的个人牺牲。虽然这种奋斗和牺牲精神对于推进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是至关重要的。
(二)社会肌体被人为解构,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党和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使苏联的社会机体高度组织化。苏共中央总书记就处在社会金字塔的最上端,掌控着启动变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按钮。借助于完备的社会组织网络,戈尔巴乔夫完全有可能把个人意志转化为社会意志,转变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现实力量。毫无疑问,苏联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存在严重弊端,但共产主义理想、执政党地位和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决定了苏联**、政府机构能够汇集大量的社会精英分子。这些人有理想、有能力,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并愿意为此奋斗和付出牺牲。如果能够对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加以适当改造、有效利用,它们完全可以成为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社会变革、实现其改革理想的支柱性力量。
可惜的是,在改革初遇挫折之后,戈氏马上认定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官员在阻挠改革。于是,他有意绕开书记处,使党中央的日常领导机构虚置、管理效能下降;发动“公开性”运动,压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官员对改革措施的质疑和抵制;删除宪法和党章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相关规定,使改革“不可逆转”;鼓励发展改革派、反对派力量,以削弱**对政权的垄断。结果,苏联**群龙无首,人心涣散,在不断升高的社会负面势力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反对派政党数目繁多,但鱼龙混杂,其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很差,难以负担起替代苏联**原有职能的责任。结果,社会出现权力真空,在民主形式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陷入空谈、流于形式。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不仅拖延经济社会变革的步伐,又为大规模钱权交易、为激进改革论泛滥提供了温床。就戈尔巴乔夫个人而言,随着社会支持度下滑,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行事原则,左右迁就,从而招致了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乃至个人品质的强烈批评,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损害了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声望。从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迅速蜕变为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遭遇,既是苏联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真实写照,更预示着其个人失败的必然结局。
(三)改革急于求成、缺乏有效的实施战略
改革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成功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要取得成功,需要在明确改革目标、重点、战略步骤乃至相关风险的前提下,分清轻重缓急,从一些突出的、易于取得成效的问题入手。通过问题的解决,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改革事业的认同。即便一些改革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应该冷静分析原因,调整思路,以改进工作。 对于改革目标,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是清楚的。但他显然对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思想准备,对于如何实施改革、顺利推进社会转型认识不足。由于急切期望改变现状,戈氏上台伊始就推出了若干有可能引发重大争议的措施,具体如颁布禁酒令、建立农工综合体管理局、恢复柯西金改革的措施等,果不其然,这些措施没能达到预定效果。这不仅消耗了公众对改革的热情,更使戈尔巴乔夫个人声望受到打击。面对挫折,他不是认真吸取教训,而是诿过于人,把责任归结为各级党组织、政府官员乃至企业领导层对改革措施的抵制,并把改革引向准备更不充分、风险更大的政治领域。
为了实现民主里想,戈尔巴乔夫把加盟共和国借改革之机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一厢情愿地理解为捍卫既有的改革成果,把要求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声音视为“保守思想”予以批判。他鼓励和纵容了否定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鼓励和纵容了民族独立运动和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他还宽容了改革派、分裂者的各种政治伎俩。在各种政治力量风起云涌之际,他幻想同时获得**和各反对党派的支持与承认,却同时被两者抛弃。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在改革大潮中“翻船”。
戈尔巴乔夫是个勤于思考的人。对于赫鲁晓夫改革、柯西金改革乃至安德罗波夫改革,他都有仔细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在离开苏联总统职位之后,他也对自己的改革事业作了认真反思。出版《回忆录》,就贯彻了上述精神。但通读《回忆录》,笔者仍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时光倒流,再给戈尔巴乔夫一次机会,恐怕他还是要失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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