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未来-“颜色革命”从互联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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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场革命都必须有一个象征符号：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乌克兰2004年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2003年的‘玫瑰革命’，葡萄牙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叙利亚正在进行的‘雪松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

——本•麦金太尔：“小火炮，大象征”，《泰晤士报》2005年3月19日

2005年以来，“颜色革命”成了国际政治资讯中的最常见的关键词之一。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得手后，“颜色革命”之锋芒一路指向后苏联的中亚地区。“颜色革命”来势汹汹，震荡效应即如亨廷顿所形容的“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吉尔吉斯斯坦“三月事变”后，乌兹别克斯坦就发生了暴乱，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后苏联共和国，甚至蒙古国，政治反对派都程度不同地兴奋起来。

“颜色革命”以21世纪初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利用目标国家的社会就是要通过鼓动和支持一国的反对派发动民众，走上街头，向当局施压，直至和平夺权，改变政权性质。制造矛盾和困难，制造政治危机，发动社会抗议、街头抗争，推翻合法政权的颠覆运动。

美国政府每年给一些政治性的基金会拨款，这些基金会收买一些人专门利用互联网，为美国实施“颜色革命”进行政治宣教，给年轻人洗脑。美国人收买一些反政府人员，利用互联网策划了东欧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网上策动缅甸动乱。美国人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花钱雇人，专门在网上散布反政府言论，进行崇拜美国文化的洗脑工程。美国用互联网对中国的年轻人发动“心理颜色革命”。这种心理战是不流血的战争，也是成本最低廉的战争。这种战争形式过去也有，是用飞机或气球撒传单，软化对方意志。现在有了互联网，再也不用空投传单了。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互联网在心理战中的价值。

“蜂拥而至”的“非暴力革命”手段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

——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冷战时代，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曾说，只能像园丁培育种子一样以温和的、顺应发展逻辑的手段为苏联内部的变化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从冷战结束到现在，美国的“和平演变”自身也几度演变。今天，非暴力政权更迭（又称“软政变”），已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缅甸的所谓“藏红花革命”，再到科索沃独立，这种非暴力政权更迭和分裂民族国家的模式，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构建、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首次尝试业已全面成熟，确立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美国有学者发表文章称，吉恩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政权更迭”理论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果真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网络技术、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向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策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度性变化。渐渐地，人们发现，策动“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如今，美国“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全球战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其战术策略也在网络化这个不可阻挡的技术潮流下完成了升级。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的发展普及，使得美国的策略开始运用并改良这些“非暴力革命”手段。

如果说用传统的暴力方式控制物理空间是上世纪早期一种地缘扩张方式的话，那么21世纪通过对信息空间的管理影响人的意志和价值观进而达到策动演变目的，正是“非暴力政权更迭”战术升级最明显的特征。据美国《在线杂志》透露，美国情报机构为配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非暴力政权更迭”策划的机构——爱因斯坦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针对年轻人利用互联网以及手机的偏好专门开发了各种最新通讯工具。美国著名的研究所兰德公司则把这种战术称之为“蜂拥而至”，意指年轻人通过发送短讯或互联网互相联系，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具体而言，这包括互联网博客、抗议组织用于联络的手机短信以及组织良好、时散时聚的抗议小组。利用这些新技术手段把目标国的年青一代作为主要渗透目标，积极培养亲西方力量。也因此，这种政变模式被冠上了“后现代政变”的时髦名称。

主张“非暴力政权更迭”的活跃人物、美国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所负责人彼德阿克曼在美国国务院一次公开论坛上发言中强调，“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外交政策目标完全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达到。这就是通过策动年轻人的运动，导致伊朗和朝鲜的政权更迭。”他还透露，正在与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武器专家合作开发新通讯技术以应用于策动青年运动。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一直以对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研究而著称。阿克曼认为随着互联网以及手机短信的兴起，蜂拥而至的“愤怒青年”变得更为有利可图，这种新技术完全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创造出政治集会效应。实际上，“愤怒和叛逆的青少年”一直都是美国从事非暴力政权更迭者的研究目标。美国学者弗雷德埃默里早在1967年就提出，“摇滚音乐会上如痴如醉的青年完全可以被‘政治催眠’从而投入到推翻政权的运动中”，并预言未来30年，这种模式可以创造出惊人的力量。

缅甸“藏红花革命”中的“Glite革命”

“互联网通讯对缅甸游行示威的组织行动起到关键作用。”

——德国之声在对缅甸局势综合报道中提到

2007年9月23日起，缅甸僧侣通过互联网等秘密进行串联，在仰光发起2万人游行，展开近20年来向政府作出的最大挑战。

缅甸“藏红花革命”与以往由普通工人、学生发起的抗议不同的是，僧侣的行动要克制得多。不仅事前计划周密，且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些都是致使缅甸军政府处于进退两难地步的关键。

缅甸“藏红花革命”，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以及近年来对俄罗斯周围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发起的各种颜色革命一样，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精心策划的政权变革做法。具体而言，包括闪电式抗议，互联网上的博客，抗议组织用于联络的手机短信，组织良好、时散时聚的抗议小组。

游行一开始，有关示威游行的消息和片断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缅甸政府面对来自互联网的策动和扩散顿时束手无策，不得不切断国内网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有人认为，这场以信息主导的运动将来都很有可能被称为“Glite革命”（Glite，缅甸应用最广泛的代理网站，可以突破网络封锁）。还有一大群支持抗议的缅甸博客，缅甸博客圈里塞满了相关的新闻和照片。面对政府的管制，少数博客试图绕过proxy和博客，使用电子邮件刊登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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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南欧“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中的青年行为及特征

    所谓“颜色革命”，是指某些政治势力，通常是一国反对派，在选举失败后，通过街头政治活动，借助民众力量夺权的行动，也称“选举政治变动”。“颜色革命”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而只是提供了一种观察现实的简单方式，更多的具有表征的作用。其在爆发的一系列革命中，一般都有一个明显的颜色作为标志，这是“颜色革命”称谓的由来。自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以来，随着媒体的报道，“颜色革命”之称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人们把一系列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选举变动统称为“颜色革命”，包括：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虽然它们有的以颜色命名，有的以花命名，但是从发动手法、内容、进程到结果都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年南联盟的选举革命也属“颜色革命”范畴，只不过当时没有冠上此名罢了。在“颜色革命”过程中，青年起到了先锋作用。青年参与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街头政治，这其中青年组织的工作功不可没。

    所谓“街头政治”，是指由政治组织或团体为了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广大群众上街集会、游行进行抗争的政治活动。其一般采取非暴力的“和平民主”方式，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动员和组织方便，任何派别都可以组织和利用。“颜色革命”往往与街头政治密切相连，甚至经常以街头政治的面貌出现。有的学者认为：街头政治是“颜色革命”颠覆运动的最后阶段。目前，一般的看法是，“颜色革命”以选举为契机，以街头政治运动为手段，发动民众力量夺权。

    在上述几个国家的革命过程中，青年的政治行为是通过参与青年组织而实现的，这些国家的青年组织发动、组织青年学生大规模地参加街头示威等抗议活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青年组织都是步南联盟的青年学生组织“抵制”（Otpor）的后尘，有着很深的Otpor经验的印记。这些青年组织，在格鲁吉亚是科马拉（Khmara，意思是“够了”），在乌克兰是波拉（Pora，意思是“是时候了”），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凯尔凯尔（Kelkel，意思是“复兴”）。

    在“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中，青年的表现非常活跃和坚决，起到了宣传、发动和冲锋陷阵的作用。青年的心理特点鲜明——求新、求变、有革命热情，通过积极参加青年组织卷入政治运动。他们通过散发传单、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当街集会、演讲等形式，积极参与“颜色革命”的进程，改变了民众对政治的冷漠，调动出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可以说，青年的行为表现，对“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中青年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

    1．从众心理主导下的激情参与

    东欧、南欧的“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过程中，青年们的行为受从众心理的主导非常明显，属激情型政治参与。他们思想单纯，在行动上缺乏深思熟虑，遇事易激动，情感强烈，往往只凭直觉的心理体验而不顾一切。青年们在从众心理的主导下，加入到学生运动中，却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及该负的责任一无所知。

    以南联盟塞尔维亚青年组织“Otpor”（抵制）为例：1998年10月该组织成立时，只有几个发起人而已，到了1999年底已有4000人，到2000年数目膨胀到10万人。从数字的变化就可看出，该组织在青年中具有多么广泛的影响力。成为Otpor的成员手续极为简便快捷,有的招募处就设在大学校园里。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中，加入Otpor是一种潮流，如果你不加入，会被讥笑为落伍。青年学生们在街头政治中积极参与，在墙上喷涂口号、标语，罢课示威，增强宣传效果，为反对派造势。但他们很多都是盲目的，以朴素的政治感情和热情为基础，缺乏对国内、国际形势冷静客观的自我省察和分析。乌克兰有许多人被问及为什么支持尤先科时，回答是“支持尤先科就是支持民主”，其盲目性、从众性可见一斑。民主既包含平等，也包括对于差异的宽容，对非己倾向的尊重。但在南联盟经历了巨变和解体之后，人们只看到了民主的形式，没看到民主的精神；只看到了政治，却没看到与政治相匹配的道德和修养。青年学生的政治激情过于理想化，缺乏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对形势的清醒辨别，成为了被政治斗争利用的工具。

    2．非暴力、非政党性倾向明显

    参与“颜色革命”的青年人当时的心理往往是不满国内反对派政党无所作为，急于改变国内政治沉闷的局面，反政党的倾向非常明显，使青年运动呈现非政党性特点。有很多青年学生加入Otpor，就是因为它的非政党性。该组织没有领导人，不是一个政党，除了用和平手段推翻米洛舍维奇以外也没有其他纲领。该组织的发言人也自认为是非政党性组织。在“颜色革命”中，街头政治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一开始，各个青年组织都把“绝不使用暴力”当作第一条戒律，这样就可以举起“民主”、“自由”、“公正选举”的旗帜，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集会，乃至在中心广场安营扎寨、长期抗议下去。当局不敢贸然用暴力方式来镇压这种和平抗议，否则就会引来国际舆论压力和各种制裁。街头政治中的这些青年组织很明白这一点。从整个“颜色革命”的进程来看，青年学生的行为都集中在和平方式的宣传动员上，没有使用暴力，后期还有意识地替狂热情绪降温，呼吁参与者保持理智。当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队对峙时，他们没有挑衅，而是鼓动和感化后者参加到他们的行动中来。“颜色革命”过程中，青年的行为体现着明显的非暴力倾向。


    3．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显现青年组织主导下的群体认同

    “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中，青年学生都是由青年组织发动、组织起来的，体现明显的有组织的政治参与的特性。青年组织也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力，确保了“颜色革命”的非暴力性。

    青年学生自我意识迅速发展，独立性与成人感逐步显露。他们要求摆脱成人控制和束缚的愿望愈来愈迫切，渴望做到与成人平等，充分展示自己的新生力量，实现自我价值，以赢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这些青年组织利用了青年人渴望展示自我价值，寻求群体认同，不满国内反对派政党无所作为，急于改变国内政治沉闷局面，反政党的心理，一般都提出简短鲜明的口号。南联盟的塞尔维亚学生组织“Otpor”（抵制），所提的口号是“Gotovje”，意思是“他完蛋了”，运动的标识是黑白紧握的拳。格鲁吉亚青年组织名为“Khmara”（够了）。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是时候了），标识则是时钟，其象征着库奇马政府的末日指日可待。这些简短鲜明的口号在青年学生中反复重复、传染，对青年学生形成集体性心理暗示：推翻当权者就是民主，就是实现自我价值。青年学生在群体意识的影响下，不在乎什么是逻辑、什么是真相，凡是能打动自己的感情的都是“真理”。

    4．宣传组织方式充分体现网络时代的烙印，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青年学生是对网络接受程度最快最高的一个群体。互联网上信息容量大、更新快，信息共享，而且具有快速、隐蔽的特点，很符合青年学生的口味。“颜色革命”中，青年学生们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力量，宣传组织、招募成员、联系发动、组织管理、信息共享等都是在互联网上完成的。

    Otpor、Pora等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广泛利用互联网。2004年11月，当乌克兰大学生开始在基辅主要大街上竖起帐篷时，他们的网站也随即用英语向世界宣布了这件事。他们事后解释说，他们已预料到现政权将伪造第二轮投票结果，因此提前准备好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也就是在这同一天，许多乌克兰外交官，无论身在基辅还是国外，都宣布他们“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尤先科。他们的声明通过电子邮件被传到世界各地。虽然库奇马政权控制了电视媒体，自称为“是时候了”（Pora）的大学生运动却利用互联网，搜索从斯洛伐克到格鲁吉亚的其他抗议活动。Otpor领导人之一的伊万•马洛维科在美国的帮助下，把自己的革命经验编成了一款网络游戏，用于培训其他的革命青年。该游戏名叫“更有力的力量”，玩家在游戏里领导着一支反抗力量，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运用罢工、抵制商品、抗议、游行、示威等手段，来推翻政府或是驱逐某个腐败官员，并有10个不同的斗争环境可供选择。该游戏一发行就卖出700份，玩家有欧洲的、非洲的、亚洲的和北美的。“颜色革命”中广泛、有效、及时地利用互联网，体现出鲜明的网络时代的特点。

    5．抗议手段新颖，标志和口号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抗议手法多样化，做了广泛的民众动员

    这些组织以鲜明的政治诉求，引起青年学生的兴趣，以低门槛的加入条件吸引他们加入，燃起他们的革命热情，为“颜色革命”的组织和发动提供了生力军。南联盟塞尔维亚青年组织“Otpor”（抵制）的成员多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和高中生，甚至还有初中生。年轻人们聚集到贝尔格莱德市街头示威游行，并到处张贴反米洛舍维奇的海报、口号和标语。他们把自己的标志——一个握紧的拳头，喷涂到贝尔格莱德市墙壁上随处可见，青年们还穿着印有这个标志的T恤衫走来走去。他们的策略新颖多样：建立网站，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扩大在青年人中的影响，使用油漆在塞尔维亚全境涂写反米标语和口号。标志也很醒目：一个握紧的拳头。口号非常简短，却很让人印象深刻：“Gotovje”（他完蛋了）。2000年7月到10月的3个月间，美国情报部门在南联盟境内，印制了写有塞尔维亚语“他完蛋了”字样的不干胶贴250万张，重达80吨。这个标语后来成为整个“倒米”运动的口号。选举期间，这些不干胶贴被大张旗鼓地张贴在塞尔维亚各处建筑物的墙上、电梯里，甚至用它们覆盖了米洛舍维奇的竞选广告。塞尔维亚青年学生在放假回家的时候，把革命的思想带回了家乡，影响了家人、邻居、居住的村庄乃至城镇。青年学生的活动像白蚁一样，悄悄地蛀空了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大厦。墙上喷出的口号——“抵制直到胜利”，影响越来越扩大。10万份塞尔维亚抵制信件在秘密的流传，Otpor渗透到各个省。在复活节期间，Otpor成员们分发象征着政府的鸡蛋，他们对收到的人说：“它是很硬，但会碎的。”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大学生青年组织“是时候了”（Pora）组织乌克兰大学生们在基辅市街头竖起帐篷，搭建了一个帐篷城，进行抗议示威。他们还通过网站、不干胶在互联网和街头上传播讽刺政府的笑话，这些都成为了选战中的有效武器。他们的舆论抓住了民众对生活状态不满的心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渠道，广泛、多样、深入的宣传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参与到抵抗运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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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ＮＧＯ:四处出钱出力出人输出“颜色革命

    四处输出“颜色革命”的美国ＮＧＯ翟东升 雷伯勇 最近几年来，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所谓“颜色革命”，较早的有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垮台，较近的有２００３年的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和去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还有前不久浮出水面的吉尔吉斯斯坦“黄色革命”。

    综观这些所谓“颜色革命”，大致有以下特征：革命对象大多是不听美国使唤的国家政府；由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拨款资助并派人在该国建立网络，指导反对派活动；以非暴力的宣传、动员、集会抗议、舆论施压为主要手段；通过策划选举运动来达到政权更替的目的；每个国家的反对运动都有自己统一的标志性颜色，比如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组织在发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政治运动时，用黑色拳头做标志，而尤先科领导的乌克兰反对派，所有道具都使用橙色，“颜色革命”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颜色革命”正在改变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地图，而美国政府用来调制这些“颜色”的调色板，正是无处不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 美国政府资助的“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同时又不具有企业的营利性质，所以被称为是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部门”。恰恰是这种独立性、社会性和非营利性特点，吸引了美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注意。

    美国利用ＮＧＯ来输出美式“革命”，具有以下显著优点：美国政府可以躲在幕后，避免吓跑那些厌恶美国霸权的老百姓；ＮＧＯ的亲和力与独立形象，更具迷惑性和号召力；数以万计的ＮＧＯ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构成了遍布世界的巨大网络，可以为美国力量传输提供现成的平台；ＮＧＯ本身的资本积累和融资能力可以放大美国政府投入的“种子资本”的力量，形成一种“杠杆效应”。 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开发署官方网站透露的情况看，目前美国政府倚重的组织主要有国际共和党协会、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等，并通过这些组织来发展和资助下游组织。但是，从媒体所反映的情况看，美国政府直接联系的ＮＧＯ远不止这几家，至少还包括在独联体活动频繁的“自由之家”，以及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虽然是布什的“对头”，曾出资１０００万美元资助民主党选举，但是在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化”改造方面，他与布什有着“共同兴趣”。应当注意的是，索罗斯及其资助的组织仅仅是一个典型代表，还有许多实力雄厚的相似机构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投资”与“收益” 美国政府每年“为推动全球民主”开列的预算高达１０亿美元，而通过上述组织向目标国的反政府组织输送的资金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为了搞垮米洛舍维奇，美国提供５５００万美元支持南联盟的反对派，法、德等国提供了另外的２０００万美元。美国民主基金会官员公开宣称，仅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美国就花费６５００万美元资助乌克兰的反对派。假如算上民间获得的资金（比如索罗斯的投入），再考虑到目标国远低于西方的物价水平，美国通过ＮＧＯ送来的钱的确足够办很多事情。 问题是，这些钱果真是无偿的吗？ 当我们扩大视野，考察资金的使用过程就会发现，美国政府的这笔支出其实是一种非常合算的投资。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从国会得到财政拨款，分配给几家主要的ＮＧＯ，通过他们的网络在几个主要目标国进行再分配。这些钱被用来组建反政府网络、出版各种政治性论著、免费发放教人如何推翻政府的小册子、把选中的积极分子送到美国进行培训等等。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目标国的政权更迭。国际开发署官员毫不掩饰地透露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给改革派提供资金，让其创立联盟发动群众。当政局变化使改革派掌握大权后，前期提供的资金援助就成了对未来的一笔投资。” 美国人收回投资的途径非常多：地缘战略和地区安全关系的改变将使本地区的军备需求显著增加，美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省钱就等于赚钱，同样是对付米洛舍维奇政权，军事手段比起ＮＧＯ的非暴力手段来，花费的美元多出了成千上万倍。

    柔性政变花样百出 美国ＮＧＯ对他国的渗透，其战略总体上可以用柔性政变一词来概括，其中除了发掘、扩大和利用目标国国内政治矛盾外，还有以下一些惯用伎俩：

    一、灌输新概念 乱国先要乱思想，美国ＮＧＯ系统地创造和传播一系列新概念，为即将采取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把号召人们制造大规模骚乱称为“非暴力抵抗”等，其目的就是所谓“占领道德制高点”。

    二、传播谶语 公开预言将出现政权更迭，以此来吸引公众的注意，改变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三、打造组织 最初是建立一些“青年俱乐部”，用免费的小东西和奇谈怪论吸引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然后逐步政治化、组织化，形成一批骨干队伍。由于年龄和社会阅历的缘故，年轻人对生活存在浪漫的幻想，希望建功立业，同时政治辨别力较低，易于冲动。他们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首选动员对象。

    四、培养和扶植反对派 一方面他们把选中的未来领袖们接到美国面授机宜，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实践出真知。格鲁吉亚被选中的基佳·波克里亚本身就是一家本土ＮＧＯ的创建者，他同时获得了索罗斯的“开放社会”以及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欧亚大陆研究所的资助。受索罗斯的派遣，他曾多次前往塞尔维亚，向当时正在“倒米”的组织学习反政府“非暴力”斗争的实际经验。此后还多次将塞尔维亚的骨干分子请到格举办培训班，传授诀窍。

    五、民意测验 他们搞的民意测验，目的不是获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误导民意，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心理重塑。

    六、非暴力手段 他们把行动刻意保持在“非暴力”的界限内，为的是能够“让普通人敢参与到其中来，同时，国际社会也因此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质和道义支持”。前美国军官、国家民主基金会塞尔维亚项目主管丹尼尔·瑟沃就曾对受训人员说：“非暴力的战争是和平的战争，但是作战使用的各种基本原理也是非常适用的，比如在决定性的点上集中最大兵力，应当采取进攻而不是防守策略……”显然，他的训导被忠实地反映到各次“颜色革命”的策划过程中，比如在搞游行的头一夜从几百里外雇来大量示威者以实现关键时刻的战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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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种手法

    《瞭望新闻周刊》

    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１０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

    近一时期，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爆发“颜色革命”，形成了继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的第二波“美国化”浪潮；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实现了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权更迭和政权改造的目的。

    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１０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发生在原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反对派均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都是利用选举的时机实现政权更迭。但另一方面，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

    一、不仅注意拉拢和培植上层“精英”，也加大了在这些国家民众当中开展基础性工作的力度。如果说１０多年前美国将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做上层人士工作的话，那么今天“美国化”的工作已深入最基层的“草根”，十分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代言人。

    对于驻在国的领导人或重要政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袖人物，美国大使或公使以及高级外交官往往亲自出面，或经常性进行拜访，或举行招待会、宴会，通过长期接触，选择和培养美国的代理人，在条件成熟时推他们出来竞选或发动政变，把他们扶植上台。

    对于基层民众，美国主要是通过帮助他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的１０多年间，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国在中亚国家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更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了１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以司法制度为突破口，通过“帮助”有关国家改革或重建其司法制度，达到动摇其政体、推翻现政权的目的。美国一向认为，司法制度是一国政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司法制度变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就变了。过去美国无法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和机构，但近１０多年来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的机会，不断加强所谓的“司法交流”、“案例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使其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合理性和执行力。

    三、以经济援助和加入北约等作诱饵，迫使有关国家允许成立反对派和民间反对现政权的非政府组织，从而使美国支持的反对派能够合法地开展活动。通常的做法是，美国政府出面施压，迫使有关国家政府提出“民主化”的时间表和具体步骤，然后美国步步紧逼，在现政权周围建立各种层次的反对派组织。这些“合法的”反对派组织一旦存在，就可以步步为营，伺机而动，或在议会积聚力量，或直接冲上前台开展“街头政治”。

    四、在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具体方式方法的培训，由此策划出来的“民主”和“革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一方面，如苏东剧变前后一样，美国始终没有放松通过各种渠道从价值观念上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另一方面，利用原苏东国家如今对西方“门户洞开”的便利，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及成员在发动“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进行全方位训练。在教练当地反对派参加选举的方式上尤其下功夫，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其内容包括向反对派和当地公众传授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等，向参选人介绍选举策略，帮助他们草拟竞选口号和出版报刊，提供竞选经费及电脑、传真机、印刷机等各种设备。综观美国操纵“颜色革命”的轨迹，它向反对派传授的竞选策略一般都包括如下内容：建立反对派联盟；夺取媒体宣传优势；建立广泛的组织阵线；动员群众反对现政权，鼓动群众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组织反对派去监督投票，一旦出现不利的选举结果立即叫嚷选举“舞弊”，然后美国里应外合，煽动起国内国外普遍的不满情绪，最后爆发“颜色革命”。这些招数近来屡试不爽，都收到了美国所预期的效果。

    五、加大“请进来”的力度，通过各种“交流”项目，培养亲美骨干分子。近年来，针对有关国家，美国每年都组织数以万计的短期访问交流项目。邀请对象多为反对派中的中青年骨干，他们到美国后，通常都受邀参观美国先进的科技文化设施和各种政府机构，有时还让他们现场观摩美国的各级选举或是政府、立法机构的会议，使其亲身感受“美国民主”，并在参观访问过程中组织各种座谈会，比较系统地向他们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这些人结束访问后，组织方就建立档案，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些“交流”项目，有些是美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但更多的是由许多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手操办，以所谓民间的“非官方”色彩掩人耳目。

    六、各种基督教宗教团体深入有关国家，加紧进行宗教渗透，进一步为操纵“颜色革命”建立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布道、讲经以及帮助组建和发展当地的宗教组织和信徒，教诲、宣扬和灌输美国的政治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每一次“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宗教团体的影子。这种战略与美国国内的形势遥相呼应。近年来特别是“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出现了新的宗教狂潮。布什实际上处处强调基督教价值，强调自己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美国当前政策是由基督教右翼和保守主义理论主导的。布什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一再强调，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伊拉克战争前他鼓吹“自由”、“解放”，矛头指向“邪恶轴心”，现在提出反对“专制”、“暴政”，赖斯点了６个国家为“暴政前哨”，前后一脉相承，均显示出浓厚的宗教使命感和意识形态色彩。

    七、利用提供援助或技术指导，开展政治性活动，影响有关国家的价值观。如一个名叫“恩惠团”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名义上从事卫生、教育、农业改造和经济发展等援助项目，在当地接触的人口数以百万计，很多人现在已成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群众基础。

    八、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有关国家情报，撰写研究报告。近年来，美国大批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环境保护、人权状况、公众思想状态、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有的由美国人公开直接进行，但大多数是通过所在国各个专业领域的亲美势力间接开展的，通常由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实施操作，最后形成各种形式的研究报告，经美国政府筛选后成为策划“颜色革命”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

    九、从国内外发动全方位的媒体攻势，抹黑现政权，形成“颜色革命”势在必得的舆论氛围。长期以来，美国传媒一方面向有关国家输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此动摇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强大舆论机器，在国际上丑化别国形象，为其“改造”这些国家扫清舆论障碍。在“颜色革命”前后，美国传媒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格鲁吉亚等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在冷战时期即受到美国媒体的“重点进攻”。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尤其影响到了那些较少接受原苏联模式教育、而对新鲜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当这些国家的掌权者不按美国意愿行事时，美国便利用传媒对其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等大肆抨击；当美国准备改变其现政权时，便凭借多年积累的“自由民主”宣传优势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即开始对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给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通过媒体攻势，一次次如法炮制。

    十、对“颜色革命”的成功者，立即全方位予以鼓励，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为其它类似“革命”树立了样板。如最近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此前尤先科宣布在今年秋季从伊拉克撤出１６５０名军人。美国政府对从伊拉克撤军的“盟国”毫无例外都要大加挞伐甚至实施某种制裁，但此次布什没有对尤先科上台后就履行从伊撤军的竞选承诺予以抨击，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大度”，相反还承诺要帮助乌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对乌克兰的“网开一面”，是对尤先科推行“民主”、“革命”成功的奖励。布什把尤先科看作是前苏联东欧地区推进“美国化”进程的“英雄和典范”，要利用其样板示范效应进一步推行更大范围的“革命”。

    上述１０个方面的手法，美国在运用中或综合配套，或重点突破，使其相辅相成。受到已有“革命成果”的鼓舞，美国正把触角伸向更多的国家。

yingkou

不知当初谁要输出革命的,自以为是的拯救别国所谓水深火热的人民,也是干涉内政吧.

liuxingwei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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