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供问题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 ZT

davidyu

所谓特供，就是“特殊的生活物质供应”的缩写，意思也就是针对特定的人群，提供特殊的物质供应，以让这特定的人群能够过比一般的人好一些的生活，例如，吃得好一些，住得好一些，有一些好烟好茶的供应，有一些当时在物质匮乏情况下的紧俏物质的供应。

因为注意到了香港的梁文道先生在他写的书《常识》讲到了特供，并认为特供不妥的时候，我认为这事实上是在香港人民中造成了对共产党的负面印象的。因此，我认为事实还是重要的，就写了本帖来试图澄清事实。

首先，有没有特供，肯定是有的。那么反共人士，港台人士就会说，瞧，这不就是共产党的一个负面的情况吗？那倒不是。我认为，在特供问题上，有几个方面进行了巧妙的妖魔化。

第一就是这个供应对象，是特殊的人群，哪些特殊的人群，被妖魔化成了领导干部。而这一点需要肯定的是，确实包括领导干部，却并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甚至在整个特供对象中，非领导干部占了优势。

特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共产党闹革命的过程中，也要有收入，也要生活。此外，就有一部分人比较特殊，于是要有特殊的物质供应。实际上解放后的特供是沿袭了闹革命时期的特供的。

闹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民军队，当然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有的时候经济紧张，有的时候稍好。而且，闹革命的时候，也不是正在执政的时候，还没有夺取政权，也没有什么纳税人缴税养活一说。生活来源，缴获敌人的是一部分，自己生产的是一部分，老百姓的支援是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的收入分配最省钱呢？当然是军事共产主义，实行供给制。而在供给制的过程中，不可能实行绝对平均主义，那么是不是搞成象公司那样完全凭钱来决定，工资来决定呢？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倒是更费钱。实行具体物质供应反而是省钱的办法。

领导干部应当有较好的生活水平，能够使他较健康地活着。原因？从信息论的角度，中国革命的许多决策，理论，都属于软件，数据，信息。它们存放在什么地方？当时可没有计算机，确实有一些书，但是，能够理解这些书的人也不多。因此，这些人的大脑，构成革命系统运行的重要软件所存放的所在地，相当于现在的计算机的硬盘。而革命队伍中的小兵，大脑中的软件也就不太多，比如，大科学家知道怎样制造核武器，小兵就不知道。因此大科学家的生活应当有更为健康的保证。也就是说，领导干部这个人，他大脑里的软件，是整个革命队伍的公有财产，如果人死，公有财产也就消失，这将造成革命队伍的很大损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就是说，公有财产，革命软件，存放在私人大脑里，造成了为了保护公有财产只好保护私人的情况。

此外，还有一种针对革命时期领导干部的特供，也是和一般的和平时期的情况不同在于，这里面有许多安全的成份。

比如梁文道就质疑某些特殊的记号。

在革命时期，包括解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革命领袖都是反革命暗杀的对象。也确实有暗杀成功了的，例如叶挺就被敌人暗杀。解放后还有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差一点就暗杀了周恩来。

这和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太相同在于，现在的领导干部，通常并不存在一个有组织的，甚至是其它的国家政府实施的一种对他的暗杀企图。当然，零散的精神病或者零散的仇人现在也有，因此现在也需要有好的保安。但是，当时的革命领袖，则是美国中情局，国民党特务，都处心积虑地在实施暗杀的企图。甚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也有可能导致暗杀。

而暗杀的手段，可以认为是不择手段的，一切有可能致人于死命的方式，都有可能被采纳。例如投毒，打听到领导干部在什么地方买猪肉，因此想办法把那里的猪肉弄成有毒的？或者领导干部爱抽什么烟？因此弄一些有毒的烟来替换？等等。

当然，反暗杀的行动，也就一直在进行，这里也就包括了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供应的某些物质有特殊的记号，保证有这样记号的物质具有相当的安全性。

但是，这样的物质并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只有领导干部才能够享受，那倒不是，只不过认为安全度高罢了，特务不容易插手罢了。这也是为什么梁文道也有机会看到的原因。因为，为领导干部准备的东西，也并没有规定非要领导干部使用，只要有多，其它的人都可以使用，甚至拿到市场上出售。

上面讲了许多领导干部。但是我下面要重点讲到，特供的对象，主要还不是领导干部，而是其它的各种特殊人群更多的。

首先是伤病员。在部队病了要吃病号饭，这病号饭就是一种特供。伤病员如果伤病严重，就要住院，而医院里的生活供应，也是要优先考虑的，因此也是特供。

还有特殊兵种和工种。例如飞行员的伙食是特供的，要比领导干部的标准还高。实际上伤病员的标准就已经比领导干部的标准要高了。这是因为当时飞机很贵重，如果飞行员驾驶的时候因为各种情况，身体的原因，导致他注意力不集中，出现空难，他人倒不怎么值钱，那飞机可是很贵的东西。因此不希望出现空难，就需要对飞行员的生活特殊照顾。

还有，就是招待客人，这里，客人的人群数是真正很大的人群数。当我说到这里，就有人说哈，这不是特权阶层吗？不是领导干部吗？不，我这里说的客人，人数要比领导干部多得多。

比如我在天津当工人的时候，曾经因为工作出色，于是在市里开过一个荣复转退军人先进人物代表会议，那我就住的是天津宾馆，而且住得好吃得也好，开会期间都是在吃特供。

当时的各种代表会议还是挺多的，如红卫兵代表大会，知青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先进妇女代表大会，战斗英雄表彰大会，等等。参加会议的人，那就住宾馆住招待所吃特供，包括抽好烟。

就说我当时开了那个代表会议之后和之前，都是工人，并不是领导干部。

当时招待所的招待任务特别多，但基本上不是领导干部。比如我们基地，各种各样的各地来的文艺宣传队，当然也包括了中央的演革命现代样板戏的那一批人，因为我们基地打西沙海战，所以都来劳军，来劳军就都住在基地的高级招待所，但是他们都不是领导干部，都是演员或者舞台工作人员。各国来宾来我们基地的少，我记得就是有越南的战斗英雄来过。

而北京和各大省市，主要招待各国来宾，而且当时的各国来宾，主要还是来自反美前线的斗士们，包括游击队员，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中国这个反美后方的温暖。因此这些人也不是领导干部，甚至，也不是阔佬。当时也招待了格瓦拉。

这些大宾馆高级招待所，还要招待来自各国的反革命。反革命也要招待？什么原因？毛泽东的政治工作有三大原则，“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其中瓦解敌军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原则。瓦解了敌军，则敌人阵线就乱成一团。

例如，尼克松就是反革命，而且是反革命头子，但是中国就招待他，要给他搞特供，要好吃好喝地招待他。这在我们当时都知道是在瓦解敌军，因此对这个好吃好喝地招待，都是能够理解的。或者也许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尼克松来华访问只给他吃普通农民的饭食？如果有意见当然可以做技术性的探讨，但是没有必要对共产党进行专门的妖魔化。

再举一个反革命也要招待的例子，李宗仁，这是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中的人物，都战犯了还不严惩？不依法办事？但这不符合“瓦解敌军”的原则。李宗仁要求回来，于是就欢迎，回来之后给他好吃好喝地供着，他也不是领导干部，是反革命，这大家都知道。当时有好多反革命都是被“养起来”的，那个生活标准要比我们普通的士兵啊工人啊农民啊要高的，这我们当时都知道。

当时还有一种特供的例子，就是各种先进事迹的报告团，这个团的组成，也不是领导干部，也是先进分子，战斗英雄，等等。

例如，西沙海战之后，就有一批海军战斗英雄，组成报告团，到祖国各地去演讲。团的主要成份，也不是领导干部。我们基地也接待许多来自其它地方的报告团，例如有一个连长为救士兵而牺牲，他的战友和妻子，就组成报告团到处报告，当然在报告的过程中就住高级招待所吃特供了。

所以，特供产品，从工厂那里，主要的供应对象单位，其实是各级企事业单位的招待所，而不是领导干部。是招待所里的特供物质比较多。

梁文道先生在《常识》一书中提到特供，文中说到：“可那些‘没有包装的熊猫’与‘瓶底印了面小国旗的茅台’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传说？万一它们是真的，难道我所理解的“共和国”概念竟然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和我浩浩中华的语境颇有不同？又假如这都是谣言，假如我那些说话特别小声的朋友原来全在撒谎，为什么我们又一直愿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许说明了大家的国民意识有问题，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心里却总还残留着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这个问题好回答的，瓶底印了面小国旗的茅台有可能是招待反革命的，如尼克松这样的反革命头子，要专门给他亮出革命的旗帜，和什么君高民卑没有关系，和瓦解敌军，让敌军丧胆有关系。

而“没有包装的熊猫”，因为我是当过一阵公务员的，也布置过一阵会场。比如，一个先进事迹报告会，许多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坐在主席台上，我们这些公务员，要给他们上茶，还要上烟，烟当然是从招待所里领的特供烟，当然不是特供领导干部，不过就是象战斗英雄这样的特殊群体吧了，梁文道先生不会认为战斗英雄是“君”吧？如果那样又有什么不好呢？那么，战斗英雄可能是在开会的时候抽了几根烟，但是会散了之后，打扫卫生可是由我们公务员来进行的，当然会有抽剩下的烟喝剩下的茶，这个时候，烟这种东西，已经拆了包的，当时可是没有什么严格的财务制度的，因此把盘中拆散了的烟揣几根放兜里回去自己抽也是可能的。甚至，后来的市场经济，一些清洁工或者公务员把这种折散了的烟拿到市场上卖，为了卖个好价钱，吹得很邪乎，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情况就这么回事，这就让买那些散装烟的人如获至宝了。

当时的特供，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总得和工作挂上勾，不能够是纯享受的东西。例如，有没有可能对首长特供钻戒，让他送给女朋友？那就是没有可能的，钻戒之类的奢侈品，从来就没有被当作过特供物质。而和领导干部不拿特供拿高薪相比，高薪，反而有可能省省买一个钻戒给女朋友。

此外，当时的特供，有没有制约？就是说，会搞成变相的享受？是有可能的。但是当时是有制约的，这种制约是粗糙的，却不能够说没有，那不符合事实。文革前的制约较少，但是文革前的领导干部大都是出生入死革命起家的，是死人堆里钻出来的人，因此通常都有一些艰苦朴素的作风。但这里讲的是通常。也有追求享受的。

davidyu

而文革虽然是左的错误，但是，大字报还是可以随便贴的，且受到宪法的保护。如果一个人帖大字报揭露某领导干部追求享受，这个大字报一定合法，受到宪法的支持，不违反公安六条，且被贴的人很麻烦。但是这种制约的粗糙性在于，没有任何的审稿审阅，且确实会出现对某些领导干部的造谣污蔑，人家没有干的事情，硬是要无中生有，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当时对于诽谤罪之类的还没有具体的规定和实施。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被贴了大字报，通常受到的告诫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围绕大字报也会产生一些派别斗争，导致派性泛滥。

当然，我讲到这里，许多海外的反革命肯定一百个不高兴，因为我的这个帖子有去妖魔化的效果，所以他们不高兴。他们喜欢事物被妖魔化，然后相信妖魔化的事物，一直到死。

但这和我的性格不同，我的性格，是喜欢把事情尽量弄明白的。不管这主义那主义，这观点那观点，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

其实，就说到对领导干部的那种特供吧，我就认为，从技术分析上讲，特供养廉的效果，有可能比高薪养廉的效果要好。只不过海外一直在丑化共产党丑化人民政权，就认为人民政权的一切都不好，国外的一切都合理，这才没有人这么想罢了。

比如两种方案，方案A是领导干部月薪十五万元，没有特供，这个时候领导干部就是用了一次公家的车都要开除。但是这十五万月薪，有可能把领导干部训练坏，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花这些钱的，他有可能用其中的十万去包一个二奶。要知道钱也是一种腐蚀剂，钱花的不对，就有可能象毒品一样导致花钱的人去追求更多的钱。

方案B是领导干部每月津贴500元，另外有十四万元的特供，或者三公消费。这里的区别在于，特供的产品大家都知道，上级知道，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知道，因此领导干部用了什么产品，就处于完全透明状态，没有办法弄成钻戒，也没有办法去赌，也没有办法去包二奶。或者如果有人硬要说有，反正对于上级或者工作人员，都是知道的。这种透明远大于什么公布财产，公布财产也公布不了二奶。

因此，如果我是领导干部，我如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宁可高薪，也不愿意特供的。高薪之后我拿着合法收入就已经可以干许多不太道德的花费，而特供则导致我没有选择，且消费透明，没有隐私。

但是，就西方的政治观点，也是要认为官员就是要没有隐私的，一个人只要竞选总统，则什么隐私都是要拿出来晒的。不是强调制约么？则特供的制约是相当强的。

上面的方案A，遇到遭灾的时候领导干部把月工资的一半捐出来，就是七万多元捐出来捐助给灾区人民，这样一宣传大家很感动。而方案B，同样是遭灾，上级一个命令缩减开支，把特供由每月十四万减为七万，效果和方案A的捐款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领导干部少了一些名声和夸奖，缺少了一些感动，如此而已。

当一些人对于西方的官员弄了一些小贪污就被制裁而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泪水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起问题分辨不了是非，他就不说说那些西方的官员每月工资是多少呢。

huachj

社会啊，何时有平等，你我草民，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