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报告

davidyu

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最近刚刚完成的调查报告，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
　　●落后地区收入差距最为明显
　　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最低，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解决之道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
　　本研究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课题成果《中国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该课题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对个人收入分配变化趋势进行追踪研究，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此调查报告。
　　本课题集中研究中国不断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当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宏观层次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的作用。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本身不仅和经济效率相关，过度的平均主义和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许处在一种临界的水平上，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很难预测。
　　在普遍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更为普遍和严重。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3.1∶1。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故此，本调查报告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城乡差距方面。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是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学界研究与中央决策之呼应，由此亦清晰可见。——编者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见图一）。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
　　这次扩大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当农产品价格上升以后，农民收入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如果农产品价格不变或者下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我们还可以看到，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出来的，即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对于这样一个收入差距很多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实际福利水平（well－being）上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不能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比如说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的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却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而这些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有人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1995年和2002年全国住户调查数据，为进一步分析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收入差距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可能。
　　为了与上述的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仍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概念，来估计和分析有关的个人收入差距指标。
　　表1给出了1995年和2002年全国、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还有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从中可以看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高出1.7个百分点。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比1995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达到0.319。与此不同的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下降幅度非常有限，仅为1.5个百分点。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如表1所示，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收入高低进行排序，然后分别计算不同比例的高收入人群组所获得的收入比例和低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从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结果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
　　如果对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比例的变化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全国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来自于城镇，而不是农村。相对于1995年，2002年农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这是与农村基尼系数的下降一致的。与农村相比，城镇的高收入人群组的收入份额，虽然低一些，但却是明显上升的，正如表2所显示的，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的相对收入份额提高了0.5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分别提高了1.5和2个百分点。
　　现在我们来观察最低收入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及其变化。对全国样本来说，虽然收入最低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也就是说，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然而，对城镇样本来说，收入最低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例如收入最低的1％人群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分别下降了0.2个、0.6个和1.7个百分点。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这些情况也是与我们前面获得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表明的收入差距状况相吻合的。
　　城乡收入差距大于城镇　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三种差距各自在全国收入差距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表3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利用泰尔指数，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被分解为三部分，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同时，我们还可以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总差距的贡献率。
　　不难看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提高了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下降，由52.7％下降为38.5％。这一变化一方面归结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轻微缩小，另一方面产生于农村人口相对比例的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同时，它意味着在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进一步表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大于东部地区
　　同样的泰尔指数的分解方法可以应用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分析。表4给出了东部、中部、西部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以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一个重要的估计结果显示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的提升，从7.5％提升为8.7％。这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是缩小。除此之外，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下降了11.6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各自内部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都在上升，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贡献率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由于在计算表4中的结果是没有区分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部和西部内部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也许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起的。对此，我们将地区分解分析和城乡分解分析结合起来，从中可以发现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异引起的。
　　从表5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相对于1995年城镇内部的贡献率上升了近一倍，而农村内部的贡献率却下降了46％。不过，东部地区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提高了14％。中部地区贡献率的变化方向与东部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农村内部贡献率的下降幅度很小，而城乡之间贡献率的提高幅度很大，提高了35％。然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不论是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贡献率都在上升。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城镇内部，也表现在农村内部，还表现在城乡之间。表5还告诉我们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是最高的，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是最低的，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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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为何缩小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这个幅度并不是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对此，我们还是持谨慎的态度，因为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们的估计结果真实反映了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这有一个数据本身的进一步清理的问题，还有一些包括计算方法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有一些可以解释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的逐步城市化过程。如果我们看一下统计资料，会发现近几年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农村中有很多以前农村户口的人转为城市户口，另外农村中一些有钱的人搬到城镇去住，而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农户。所以，城市化过程不仅影响到农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引起高收入者流入城市后使得农民收入更加平均化了。
　　第二个因素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我们的数据也表明在两次调查期间个人收入中外出打工的收入有显著的增加。农民打工机会的普及化意味着他们打工收入的平均化过程。当打工机会和非农就业机会过于集中在一部分地区或者少部分人群时，非农收入或者打工收入实际上对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起到了一种扩大的效应。现在在一部分落后地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外出打工，使得他们得到更多的非农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三个因素是这两年在很多地区实行的税费改革。无疑，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因为农村的税赋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即有明显的累退性，或称为“累退税”。“累退税”意味着收入不同的人要负担相等税额，因而税率是递减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负担的税率越低。“累退税” 实际上对收入差距会产生扩大效应。因而，我们认为，如果近两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着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成为当前政策重点
　　如上所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成为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点。我们城乡差距，城乡之间的分割问题是有历史原因的，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出台一些真正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政策或者制度。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政策和制度还在加剧着城乡分割。有人认为农民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自身的利益代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工人还有工会作为名义上的代表，而农民却没有农会组织。另外即使在农村管农民的干部也不愿意充当农民利益的代表。在实际调查中看到的情况是，一些乡干部住在县城里，一些县干部住在城市里。他们到乡里去上班都是骑着摩托车、坐着汽车去的，他们完全是像公务员一样去办公，和农民之间还有什么感情可言？农民的利益要想通过这些政府官员得到代表是非常难的。这些现象显露出当今制度层面上的缺陷。
　　必须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我们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大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能够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经济，城镇中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大量的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农村中大量的处于闲置半闲置状态的劳动力，既是经济不够发展的结果，又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部分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充分就业和抑制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都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使得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只有通过高速经济发展，才能逐步吸纳掉城镇中的下岗失业人员，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这一点出发，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不应该考虑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率，而是考虑如何提高就业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不是税率太低，而是实际征收方式太乱，造成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相差甚大，通过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的提高，即使维持不变的税率，也会使税收额有很大的提高。为此，我们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以及税收政策都要做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有必要完全免除农村税费
　　如上所述，农村的税费改革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然而应该看到税费改革力度是相当有限的。经过税费改革的一些乡镇，平均比他们原来的税费负担可能降低了30％左右。如果原来的税费是超负担的，那么税费改革只是意味着税费回到正常的水平。如果想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缩小落后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需要在很多地区实行更大幅度的税费减免，或者完全免除农村的税费。正如我们一次简单的模拟分析所表明的，如果把农户的所有税费全部减免，那么他们的人均收入将增加5.4％，也就是说他们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13个百分点。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将会下降1.4个百分点。
　　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农村教育和医疗
　　同时，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由中央财政负担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高失学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头疼问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费用的快速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困难家庭确实是付不起学费。西藏这几年就是把小学、初中学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统包了，小学生是一年500元，中学生是一年600元，于是全区升学率有了大幅度上升。
　　城镇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是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考虑的。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居住，会不会在城里形成一个下层社会？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农民工进城后还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仍处在农民工的阶层内，这是历史的原因所致，但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受教育上受到歧视，他们的阶层身份就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对一个合理的社会来说，第一代人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承担了某种社会代价，不应该让第二代人继续背负这种代价。如果现在不改变农民工子女就学和将来就业中出现的歧视问题，我们的社会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盘考虑
　　农村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农民陷入贫困的一个因素是罚款问题。罚款已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手段，对农民利益的伤害也是相当严重的。以计划生育罚款为例，很多地方政府认为计划生育罚款是名正言顺的，不考虑罚款所带来的各种负作用。对于一些农户来说，只要一罚款，就会长期地陷入贫困。为什么在城市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畅行无阻，而在农村中却困难重重呢？这背后的原因是城市中存在着养老金制度和更高层次的男女平等观念，而这两点正是农村所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是一种国策，但是以剥夺一部分农民的养老权利为代价的。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政策上有所考虑。
　　我们应该考虑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确实有的国家有过这种政策，到了一定年龄比如65岁以后，不管你有没有子女，政府都给你一定的养老金。这个在中国可能不太现实，毕竟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大，但是对于一些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政府每年发给65岁以上老年人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既是一种扶贫的办法，也会反过来促进计划生育的落实。
　　对于农村现有的贫困人群，在扶贫战略上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因为他们更多地属于缺少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如五保户、残疾家庭、因病致贫家庭、单亲家庭等。解决他们的贫困，开发式扶贫的办法已不能发挥作用，应该考虑最低限度的救济式扶贫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根据一个地区的贫困状况，可以确定一个救济的比例，也就是对最贫困的人口给予一定的现金和粮食救济。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济规模和数量都少得可怜，与国家的财力的增长速度是不相称的，也是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迫切需要不相符的。因此，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提高农村贫困救济支出的比例是完全必要的。
　　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间接作用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调整。我们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一部分人享受过度保障，一部分人则无任何保障。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给国民提供高水准的社会保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不同的就业身份对不同的人实行迥然不同保障待遇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现存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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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六届新年论坛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谈到，近年来城乡收入在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大，农村经济水平低，仍然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障碍。
　　张晓强提到一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制改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6∶1，1985年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1。从1995年到2002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今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普遍的看法是可能会扩大到3.3∶1，也有人分析是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新高。”张晓强说。
　　需要说明的是，农民的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并且很少能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福利补贴，所以实际收入比可能更大。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不仅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也在这样一个水平。
　　从城乡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上，更可以看出这个差距。张晓强举例说，在农村，每百户拥有彩电60台，而城镇居民是126台；电冰箱农村拥有量是每百户15台，城镇是88台；洗衣机农村是32台，城镇是93台；移 动电话农村是13.7部，城镇是63部；照相机和空调机的差距更大，照相机的城镇拥有量是农村的13.5倍，空调机的城镇拥有量是农村的22倍。
　　“这种差异蕴含着我们农村在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生活质量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张晓强说，他不久前去广西某地考察，该地区12个县，实现了9年义务教育的只有3个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村子里贴着大标语，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做起来真是困难重重。”
　　对于如何扭转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张晓强谈了4点意见：创造条件减少农业人口，多方努力繁荣农村经济；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和重点镇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场流通体系，通过引进良种，推进先进农业技术等措施搞科技兴农，健全农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
补充日期: 2004-03-20 16:52:42
2004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六届新年论坛，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发言


　　张晓强：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们，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加第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我愿借此机会就刚才朱教授讲到的题目做一个探讨性的发言。我的发言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对于我们在繁荣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第二部分就是要全面社会我们的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任务仍然非常艰巨，难就难在三农；第三对于我们国家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初步分析；第四部分想谈一谈用什么样的措施如何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完善发展战略来实现我们的城乡协调发展。
　　第一部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五年的奋斗我们已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一个小康。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城乡经济的发展应该说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从78年到2002年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速度，使得我们的经济总量增长了7.3倍。今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将首次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这样一个关口。这样一种快速的发展，正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突破起步的，而且也确实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想用几方面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首先从78年到2002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如果按现价来算分别总343元和133元增长到了去年的7700元和2500元，按可比价计算，城乡的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4.7倍和5.3倍。第二就是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减少到去年底的3000万左右。应该说，这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创举。所以被世界银行、被联合国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典范。第三我们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分别从1978年的58％和68％降到了去年的38％和农村的46％。如果我们讲具体一些农村居民平均每一百户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1985年列出了10种，前四种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钟。到2002年这个统计指标变了，变成15种，包括自行车、空调、电话、移动电话等等，其中85年和2002年共同用的指标有这样几个，比如彩电，85年农村每百户是0.8台，2002年是61台。电冰箱85年是0.06台，到200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4.8台。洗衣机85年1.9台，到2002年是32台，摩托车、电话和移动电话这三项在85年的统计指标中农村是没有的，2002年这三个数字分别为28、41、13.7。第四是我们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绩喜人。乡镇企业不是改革开放才有的，过去也有，叫社队企业，1978年社队企业就业2800万人，去年是13300万人。相应的生产规模是有了极大的发展。因为78年社队企业的产值我没有查到，只好拿90年做对比，90年乡镇企业的增加值是2500亿，去年是32500亿。正是我们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前提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够胜利实现我们国家提出的现代化建设建设的前两步目标，使得人民的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事业逐步发展。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农村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阶段，也为我们的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任务艰巨，难在三农。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汇集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此期间，要求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使我们的GDP从2000年的大约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更加完善，使我们国家的城镇人口比重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使我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使我们的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应该说这确实是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实现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目标，我们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们有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期，但是我认为挑战也是不能忽视的。实事求是地看，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一种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不仅存在着我们的工业、科技、教育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压力大，生态环境和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等等困难。特别应该看到的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城乡差距大，农村经济水平低，仍然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大障碍。我想这里我也用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就是我们目前的人口是接近13亿，还是有将近8亿人生产在农村。我们的“城市化率”大约是39％，刚才洪省长讲到乡改镇，这个人就变成镇人口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我国现在大体有2万个建制镇，每个镇3万人，简单一算镇的人口就6亿多了，实际上平均一个镇区人口是5500个，所以镇区人口是1.1亿，我们城市化39.6％是把现在的城市人口加上 这1.1亿的镇区人口算出来的。中国的城市化率暂且这么用达到了39.6％。但是我们横着来比，1999年世界的平均水平城市化率是46％，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41％，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77％。从这个简单的比例数字之内，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实际上刚才乌云其木格副委员长讲到四比一或者更高的现实。不仅仅城市的人口是四成，农村是六成，而且这四六在收入的差异上是4：1，5：1甚至6：1。在这种情况下就深刻反映了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的严峻现状。两周前我到广西出差，百涩地区行政12个县目前实现了全县9年义务教育的只有3个县，另九个县没有办法全面实现。如果按孩子们的比例计算47％的孩子还没有能够进入到普九这样一个基本的范畴之内。扩大一步广西自治区82个行政县有41个县目前没有实现普九，涉及孩子的数量是将近30％。我们出差到农村包括洪省长都有体会，经常看到村子里贴着大标语，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做起来真是困难重重。这种差异蕴含着我们农村在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生活质量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
　　第二个例子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十几年来不断呈现扩大的态势，令人担忧。总体来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走了一个V字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短，从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86年到94年城乡收入差距从刚才讲的1.9：1又扩大到了2.9：1。从95年到去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今年统计数字没有出来，普遍的看法是 这个差距大概扩大到3.3：1，有的人分析可能是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新高。需要说明的是，这就是统计局的统计调查，农民有实物折低的收入，都要算成收入，农民这点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这对城市的居民来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城镇居民有很多，而农村居民是非常少的，所以才出现实际收入比可能是1：4，1：5这样一种客观的说法。而世界上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也是在这样一个水平。
　　第三个例子，全面讲到我们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到3000万，确实成绩喜人，但毕竟我们还有近3000万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就是没有解决温饱。这个标准是一年625元人民币，除此以外我们农村处于不稳定脱贫状态的农民有接近6000万。也就是说这部分农民是稍稍解决了温饱问题，稍有天灾人祸马上返贫。这确实说明了我们国家现在达到的小康是一种发展很不平衡小康的论断。而且应该说这部分农民主要居住在生态很差，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所以解决这部分农民的脱贫，它的难度应该说比过去我们解决那2.2亿人脱贫的难度要大得多，可以说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攻坚战。
　　第四个例子，我们现在农民收入水平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农民的消费能力和发展生产能力，从而也拖我们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的后腿。前面我讲了成绩，讲了农民每百户耐用消费者的拥有率，20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一种纵向的比。如果我们横向和城镇比，这个差距仍然很大。就以前面讲到的几种耐用消费者的百户拥有率为例，彩电农村居民是百60台，城市居民是126台。电冰箱农村是15台，城镇是88台。洗衣机农村32台，城镇是93台。移动电话是13.7部，城镇是63部，像照相机和空调机这个差距就太大了，照相机城镇是农村的13.5倍，空调机是农村的22倍。近几年我们在经济当中经常碰到大多数市场消费品供大于求。按商务部监测的600种商品，基本说法是88％左右供大于求，12％供求平衡，基本没有供不应求，或者偶尔说有一、两种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以及大家这几年看到了彩电价格战，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50％。但是如果我们农民的耐用消费者的拥有率能够达到城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水平，将对我们的生产、投资会有非常大的拉动作用。我简单地做了一个计算，现在的农村户是2.2亿户，如果我们提升到城镇百户拥有耐用品的比例，电冰箱要增加1.6亿台，去年中国电冰箱的生产是1600万台。相应的洗衣机的市场最需求可以净增加1.2亿台，而去年我们洗衣机实际的生产量是1600万台。所以我想这几个方面不全面，但确实令人深思。我们这个农村还是很艰难，当然农村发展不平衡。实事求是地讲，浙江、江苏的农民收入恐怕是贵州、西藏的四倍，农村之间本身也发展不平衡，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谈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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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我们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我个人想尝试做一个初步分析。应该说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长期存在的，在现代中国史上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当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得城市政权这样一条创新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既是基于对敌我力量的分析，也是基于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从上海的电车到山区的脚道使得井冈山的革命政权能够存在。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和我们政府在分析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个国情，说要从我们中国90％的人是农民的政策来出发制定各项政策推进国家的发展。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专门论述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关系。他当时提出搞工业化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一股劲推进重工业，另一种办法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促进重工业发展。他希望探讨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客观地看，由于历史包袱的沉重，由于中国地域的广大，由于条件差异大，也由于我们政策的失误，包括农村吃大锅饭的体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无法发挥出来，加上确实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的是以推进国家工业化为重点的战略方针，因此在客观上形成了新中国成立的近三十年期间城乡差距一直就没有能够缩小，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无一种凝固化的状态。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城乡人均消费水平1952年是2.4：1，57年是2.6：1，78年是2.9：1，这跟我刚才讲的收入水平稍有差距。大体上前三十年，我们的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就是在拉大，我们乡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重49年是九成一成，52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变化，52年中国的农村人口85，64年82％，78年还是82％，农村人口也凝固住了。很多专家提到，我们前三十年这种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当时我在北大念书，很多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问题认为非常不合理。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认为农村是在为中国的工业化做贡献，我认为这种专家、学者、先生们的提法确实是有道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当时在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农业支持工业、城乡相对分离发展的政策。我觉得这是二元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我想能否这样看，改革开放又是二十五年了，从我们的政府，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对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缩小城乡差距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科教兴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小城镇等等。随着我们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深化城乡联系确实是显著增加了，农村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农产品的产量总体来讲是不断增加，这里不单指粮食，粮食这几年出现波动，今年有可能8600亿斤，降到近十几年中的最低一年，但农产品总量在加大，农业结构在优化，农业转移的力度在加大。我们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9％等等，都是我们通过努力取得的积极成果。但是冷静地看，我们总体上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没有步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在很多时候包括政府官员、文件政策倾向当然也包括专家学者粮食农民最好离土不离乡，最好在当地脱贫致富。我昨天还看到一个专家的文章，建议不要盲目提城镇化，希望九亿农民安安心心接受小农经济这样一个现实，好好地在农村种粮食、养鸡、养猪等等，本人不敢苟同。我想我们应该考虑对于这种状况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加以克服，不能再维持过去的思路，一定要让农民离土不离乡，一定要在当地脱贫致富。由于有这样的思路，反映在我们的政策措施上对农民进城打工定居存在种种障碍，农民的税费负担仍然比较沉重。再加上城镇发展速度快，确实也是把差距拉大的原因。这几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用于这方面的投资规模是不断增大，而且所占的比例有提高之势。刚才乌云其木格委员长讲农村金融困难，投入少，我看到今年1－11月的统计数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数是完成了35000亿，其中用于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是2.7％，仅仅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而今年我们的好形式是投资快速增长，1－11月增长了30％，换句话说用于农业或者第一产业的投资比率在继续下降。所以出现了现在整体经济发展快，农村有发展，但是整个农村的速度慢，农村发展水平追不上城市的情况成为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的现实，这也是所谓二元结构和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个因素，我个人有这样一个体会，除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政策、体制发展速度或者农业容易受自然气侯条件的影响，不像工业那么稳定等等。要把握我们国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我觉得一定要看到我们农业发展存在的一个重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土地资源的限制。我们经常引以为豪地讲，中国用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21％或者22％的人口，这个不错，是我们重大的成绩。但是平心而论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作为农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指标之一，人均耕地量中国只有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当然在洪省长那儿条件要好得多，像在广西人均耕地是0.81亩。这种情况下，现在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耕地数量这几年还在快速减少，从97年到2002年又减少了6000万亩耕地，现在耕地只有18.9亿亩，所以人均耕地我按农村8亿人口，农村劳动力3.2亿计算，一个农民只有2.4亩地，一个农村劳动力只有5.9亩地。有人一直讲中国是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没错，但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不想搞现代化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业，是由于这种客观的资源条件约束住我们了。像在广西、贵州一户农民算耕地可能是4亩，但是这4亩可能是38块，怎么搞现代化、机械化，有的小条田只是比这个桌子打一倍而已。又处于我们现在农产品价格相对比较低的阶段，去年有一个农产品的净收益调查，三种主要粮食，玉米、小麦水稻，一亩的收益是54元，中间包括烟草、糖料、棉花。比如棉花一亩的净收益278元，最高的是种蔬菜，一亩净收益1080元，所以我们简单做算术计算，农民这点耕地全种粮食人均收益130元，如果全部种蔬菜人均收益是2600元，当然8亿农民不可能都种蔬菜。如果我们长期维持这样的现状，你一定约束3亿劳动力在这样的资源里去求发展，我觉得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农村的全面小康是无法实现的。你要想有效地实现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以至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是非常困难的。
　　第四部分我想谈谈如何加大改革力度完善发展战略，实现我们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认真总结发展改革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经验，最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决定》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我们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提出了要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根据《决定》所阐明的方向，结合有关经验，我个人对如何来逐步扭转这种二元体制，逐步扭转工农城乡差距扩大的对策有一些想法。简单来讲是创造条件减少农业人口，多方努力繁荣农村经济。第一如何减少农村人口？有人讲要想农民富，减少农民数。我个人对很多专家学者提到的思路认为针对性很强。现在农业占GDP的比重已占到15％以下了，但是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还是占43％。我跟统计局的说法不一样，我把其中的一部分扣掉了，我认为真正做农业的是43％。根据农业现在的基础条件、生产设施、技术水平因素，很多专家认为目前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数是1.5亿，刚才洪省长初步估算吉林的富余劳动力是200万，按照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一种不充分就业。因为前不久我在香港和一批国际经济学家讨论，说中国失业有近2亿人，我说怎么会？董先生说这叫不充分就业。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看看这个现实，富余劳动力意味着三个人可以干的非要五个人干，不可能增加产出结果收入摊薄。我们简单做算术计算，真正逐步把这1.5亿的富余劳动力慢慢地转移出去，还要带动一部分家属到城镇去生活和就业，如果最后农村人口减掉2亿，其中包括1.5亿劳动力，6亿人就算产出不提高，现在的农民人均收入就可以净提高三分之一，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帐，只是给人一个启示。前面提到通过创办乡镇企业，已使一些农民转移出去，创造了巨大了财富。究竟转移出多少农村劳动力，也是算不清楚。我有一次向人大汇报准备的稿子是大约2亿，几位人大委员说不对，这里有重复计算，没有那么多。我个人的算法农村转移出的6500万，有一部分是转到其他地方的乡镇企业打工了，所以按乡镇企业1.3亿，真正净转移到其他地方打工的是4000万，就是说实际上转移出了1.7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的这部分劳动力还真发挥作用了。据统计2002年农民的纯收入当中外出务工的收入已占到18％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打工的收入已占到农民收入的34％。而四川的调查，2000年全省外出就业的农民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全省转移的劳务性报酬收入已占到家庭收入总比重的49％。因此我认为一定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二元体制的基本方向，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专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这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加大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据说实行户口制度的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了，我不知道是否准确。总之中央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让落户的农民和城镇的居民一样。尽同等的义务，也要让他享受同等的权利。当然这肯定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转移过程，要和城镇的发展和城镇就业机会的创造互动。当然需要说明的就是我用的是向城镇转移，我认为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像泰国、墨西哥、巴西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农村劳动力高度集中地向少数大城市移动。比如墨西哥城，大体上已占到全墨西哥人口的接近三分之一了，大曼谷地区已占到了全泰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了。这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提出向城镇转移，当然这种转移也是根据大众城市的承受能力让更多的农民进城，同时大力促进小城镇的发展，特别是要重视重点小城镇。人口大约十万，财政收入年一亿的小城镇我们现在有400个，形成大中小城市和重点城镇共同创造农民转移、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形成一种城镇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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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今后几十年无论发展速度是否加快，农村人口仍占很大的比例，土地仍然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必须长期、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近年来一些地方违反党在地方的政策，侵犯农民权益，有的征用土地不给合理补偿，造成农民既失地，又失业，有的是盲目乱占滥占耕地，搞名目繁多，不具备条件的园区，初步统计各类开发区和园区是5500，规划面积是35000平方公里。台湾岛是36000平方公里，中国从老祖宗建成，建到去年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是24000平方公里，前段时间建设部一位司长说是34000平方米，总之现在规划的各种区的面积比我们几千年来建成的城区面积还要多，这种情况比较扭转。同时要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包括落实耕地承包期，包括种植的自主权，更不能截留农民在生产承包上的收益，这是稳定的，但不能固化，还要考虑完善土地流转办法。如果固化，每个劳动力就固守5.9亩的地，很难发展农业的现代化。所以在确保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以依法、自愿、有偿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也是有利于土地资源合理配制，促进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的。但是当然要确保户土地流转地位，坚持土地多样化的流转方式，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前面讲到占用耕地，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占用耕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不太合理的。既不能公平地对待农民又不能遏制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所以对土地征用制度要做大的改革。要严格征地管理，恐怕要界定一下哪些是工业性用地，哪些是经营性用地。对动用国家权力用于必要的工业项目要严格限定，对经营性土地一定引入市场机制，使集体和农民能够得到及时、合理的征地补偿。
　　第三是怎么能够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阶级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和重点镇的支持力度。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确保农村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完善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政策，这里包括要增加各级财政的投入，要形成职能资金的稳定渠道。应该说这几年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1998年到2000年，政府决定利用用大约600亿的国债投资，拉动2900亿的投资，对农村85％的电网进行改造了，同时推行了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政策，使得农民的负担初步计算一年减少300亿，而且使农民的家用电器购买量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增长，这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平心而论，我们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78年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13.4％，以后就逐年下降，90年降到10％，2001年降到7.7％，这是统计局的帐。而美国的农业人口300万，其中劳动力不到200万，美国政府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一年是300亿美元。所以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国家今后新增的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并且提出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率。我们建议明年起步，哪怕降一个百分点都是好的。像浙江这样有条件的省已把农业税取消了，当然各省条件不一样，不能一刀切，但总要这样努力，但是这里还有大量的工作，比如如何加快推进县乡机构的改革，大力精简县乡管理人员。当然包括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积极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80％的农民人口享有医疗资源的20％，这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等等，希望这些措施都能够得到切实的落实，真正做到以农民为本，多予少取放活，这样必然对我们社会的全面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四个对策就是怎么通过完善市场流通体系，通过引进良种，推进先进农业技术等措施搞科技兴农，健全农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我们的工商企业去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积极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包括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使得我们的农村经济能力不断繁荣。即使就农业生产本身来讲还是有很大潜力的，不是一个劳动力5.9亩耕地就毫无文章可做。我们农业单产水平比较高，但还有潜力，现在玉米的平均单产是313公斤，阿根廷是372公斤，美国是578公斤，我们大豆的平均亩产是109公斤，巴西是180公斤，我们水稻产量在世界上算不错的，比较高411公斤一亩，美国是480公斤，所以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在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单产发展优质农产品，加快发展畜牧业，根据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总之，开创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必须要坚持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必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牢牢记住8亿农民的基本国情，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不懈地通过实施有效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繁荣，实现我们城乡的协调发展，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最终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谢谢大家！

LIU1018

"开创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必须要坚持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必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牢牢记住8亿农民的基本国情，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不懈地通过实施有效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繁荣，实现我们城乡的协调发展，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最终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anney

哦~太长了，没耐心看~